我是1978年9月调到学校工作的，当时正紧锣密鼓筹备复校，即把文革中作为财贸系统干部劳动改造基地的“上海财贸五七干校”恢复为承担财贸系统干部培训任务的“上海市财政贸易干部学校”，以适应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需要。我亲眼看到并经历了学校白手起家，艰苦奋斗的创建过程，

复校首先要确定办校的地址。文革中三门路的原校址成了上海社科院的五七干校，奉贤的财贸五七干校又离市区太远，不适合干部培训需要。老校长张曙好几天让司机开着车在财贸系统找房源，最后选定原商业二局储运公司的铜仁路仓库作为复校的校址。铜仁路仓库占地八亩，面积、建筑远比不上三门路原校址，为了适应办学要求，校领导决定立即动工把两个仓库隔成两层，左边仓库的底楼作礼堂，供学员上大课，听报告，楼上用木板隔成教师办公室，右边仓库隔成教室和学员学习室。

从选定校址到招生开学，短短几个月，一所培训财贸系统领导干部的学校就这样诞生了，它虽然简陋，但充满朝气。仓库改建的办公室低矮昏暗，脚踩在楼板上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，粮食仓库留下的老鼠还会在办公室之间穿梭，老师们就在这样的阁楼里办公。上课的教室和自学讨论的学习室夏天热冬天冷，隔音条件很差，争论热烈的时候会相互影响。学员们不但没有怨言，而且热情高涨，学原著文件经常逐字逐句钻研，小组讨论热火朝天，常常争得面红耳赤，大家还自豪地把艰苦的办学条件称之为发扬“抗大精神”。就是在这样的“抗大”学校里，复校初期的财贸干校培训了一批又一批商业和财政系统的干部，还开始了在职干部的学历教育，上海财贸系统第一批干部专修班学员就是在铜仁路校区毕业的，他们中的大多数先后走上局、处级领导岗位，成为上海财贸系统的中坚力量。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对商业管理、技术人才的需求，财政贸易干部学校又先后转化为上海财贸管理干部学院、上海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和上海商学院，校址也从铜仁路置换到中山西路，继而又开辟了奉贤校区，不管怎么变化，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没有变。

到学校工作以后，遇到了许多德高望重，保持本色，一心扑在干部教育事业上的老领导，老教师，他们是我崇敬和学习的榜样。复校后的第一任校长由市财贸办公室主任（继而又任上海市副市长）裴先白同志兼任。他对干部教育非常重视，从校址选定，仓库改造，到办什么班，甚至读资本论第二卷的学习重点，都亲自指导，还几次到奉贤校区视察，规划，记得他开玩笑说在奉贤校区给他留一间房子，将来退休后来这里住。每期培训班开学，身为副市长和市财办主任的裴校长都亲自来做学习动员，和大家讲经济形势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，他的报告生动实际，非常受欢迎。

老校长张曙也是一位一心扑在干部教育事业上的好领导，复校初期，他除了紧抓铜仁路的校舍建设，还想尽办法，着力解决办校所需的人才和资金问题。文革中，老干校的教师调的调，走得走，队伍被打散了，留下来的人员不多，教师更少，迅速调集办校人员是复校的重要条件。在市财贸办和各市、区商业局的大力持下，张校长利用财贸系统的广泛人脉积极调人，商业二局的财务处长余名岳、商业一局的戴志贤（后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副校长）、蒋瑛等一些财贸系统的“老法师”和一批行政干部就是在这一时期先后调入的，一些已经调离财贸党校的老同志也被召回。与此同时，还吸收了一批大学毕业生成为教师队伍的新鲜血液，并面向社会招聘，大大充实了师资力量。张校长平易近人，和蔼可亲。课间休息时，经常到学员中转悠，听取学员的意见。他不但重视师资队伍建设，还非常关心教师，反复强调政策要向教师倾斜。80年代初我眼睛突然模糊，医生诊断为视网膜剥离前期症状，张曙知道后，认为教师办公室的光线昏暗是影响视力的原因之一，马上让总务部门为所有教师配置台灯，这件事让我非常感动。

老同志们道德高尚，廉洁自律，身教重于言教。八十年代初，我随蒋瑛老师到北京开会，周日休会，我们可以逛逛北京的商场，看看景点，蒋老师十分认真地对我说，她参加工作以后，一直遵守一条出差纪律：公私必须分明。外出办公事的公交车票和办私事的公交车票要放两个口袋，前者可以报销，后者必须自理。我们游景点逛商场是私事，车票不能报销。这件事虽然很小，但是对我的教育非常深刻，记了一辈子。

使我感动印象深刻的还有老领导许心广老师。许老师是我们的教研室主任，他治学严谨，作风正派，注意言传身教，经常教育我们，不要忘记自己教师的身份和责任。他说我们是教师，而且是干部学校的教师，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学员产生影响，我们在学校里，在讲台上是教师，到社会上，甚至走在大街上，也不要忘记自己的教师身份，全上海各个区都有我们的学员，他们时时在看着你 。许老师的这一教诲我一直记在心里。像许老师这样的老同志还有许许多多。

从78年到现在，学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如今的商学院新人辈出，成绩斐然。在令人惊喜的变化中，老干校留下红色印记没有褪色，老一辈上商人留下的好传统，好作风将代代相传。